胡海的读书笔记

《向施舍说再见》

2009-01-04T16:05:00.001+08:00

A Farewell to Alms, by Gregory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 -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by Gregory
Clark。

尽管从人类起源至今，人类的技术水平有个很大提高，但人类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是最近200年，工业革命以后的事。因为在这之前，人类无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制约，技术进步的结果，产生了更多的人口，结果人均收入水平，并没提高。换句话说，在克拉克看来，即使是1800年代初的伦敦，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与人类的原始祖先相比，并没什么本质提高。

以折算成可购买的麦子的数量的“日工资收入”来比较。在古巴比伦（公元前1800~1600年），一名苦力的日工资收入是15磅。罗马时期的埃及（公元250年）是8磅。而1780~1800年代的英国是11~13磅。而英国的这个水平在当时的全世界来说都是属于高的。1750~1849年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日收入是6.6磅，1791~1800年日本是4.5磅（以上是把可购买的稻米的数量折算成热量相等的麦子的数量）。如果是以食物中蛋白质占比来衡量生活水平的话，农业社会的人群很可能是比不上原始狩猎生活的人。

身高与生活水平明显相关。除了中非极少数种族外，没有证据显示人种基因对人的潜在身高有影响。同样生活水平的亚洲人没欧洲人高，主要原因是饮食。影响身高的主要因素是生长期时的营养和身体健康。小时的疾病会影响身高发育。人类学数据显示，许多原始社会人的身高，平均要在170CM左右。

我们传统认为进入农业定居社会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但实际上是人类在自寻烦恼。食物的供应确实是更充足、更稳定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人类，使得人均食物供应并没增加，而人的工作时间，则明显增加。根据Hans-Joachim
Voth的一项工作时间研究，1800年伦敦劳动力的日受薪工作时间是9.1小时，2000年英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间（包括学习、家务、交通等）是8.8小时。而很多原始社会人的日工作时间只有4~3小时。Jan
de Vries称之为“工作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维瑞内拉的一个原始采集部落Hiwi，经常会抱怨肚饿，但每天去找食物的时间少于2小时。猿和猴的工作时间平均每天4.4小时。

在一个马尔萨斯社会里，提高生活水平只有通过降低出生率或提高死亡率。欧洲的社会习俗维持低出生率：女性的初次结婚年龄晚至24~26岁；10~25%从不结婚；婚外生育率低：3~4%。生存到50岁的妇女生育的子女数在5~6个之间。

中国的结婚年龄早得多。1800年代的女性初次结婚年龄平均19岁，男性平均21岁。结婚率更普遍，女性高达99%。但中国妇女的生育数在5个左右。其原因不详。有观点认为可能是因为哺乳期长（哺乳期的怀孕机会据说在2~5%之间），中国人观念里认为性行为伤身。（还有可能就是生活太劳苦。）另外有迹象显示中国杀害女婴的比例可能很高：当粮食价格高时，失踪女孩数增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比例高过后面的孩子；记录的再出生的的女孩的比例随前面已有女孩数减少。

在一个马尔萨斯社会里，战争/暴君/瘟疫是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有效手段，因为能降低人口数量。欧洲在经历黑死病后的几十年里，人均收入明显提高。工业化的一个结果是人口集中到城市（工业化集中生产的结果）。而高密度的城市人口大大降低卫生条件，增加死亡率。1800年代伦敦的人口自然生长率是负数。欧洲人均生活水平比中国高的一个原因，欧洲的卫生条件/习惯比中国差得多。而且没有中国相当普遍的赈灾粮仓。

6 Malthus and Darwin:

在1250~1800英国，最富有的人的生存的孩子（16岁）是最穷的人的两倍。最穷的人甚至没有后代。而在这种社会中，由于资源的有限，社会等级有“向下流动”的趋势。而1870年以后，富有人群的生育率低，社会有了很大的“向上流动”能力。
至少到1585年时，英国的遗嘱看上去提及所有孩子：（1）女儿是很少被留遗产。而从接受遗产的男女比例来看，是1.04；（2）很多穷人一个孩子都没提及。对英国遗嘱的研究显示，0~24英镑平均低于2个孩子，>1000有4个以上。而证据显示这些富人的孩子本身的孩子们也更多。
对同时留有遗嘱的父子的遗产的研究，显示父子之间的财富有很大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不仅是财富上，还有是文化甚或是遗传上的：兄弟姐妹的数量与财富的多少没有相关性。
在英格兰，贵族的生育率比富裕的普通人的生育率差得多（暴力/战争）。中世纪佣农20岁时的预期寿命是30岁，而贵族是22岁。在1330~1479年，暴力死亡是26%。一直到1730年后，暴力死亡比例大大下降，贵州的生育率才超过普通人。在英国农业社会中，最成功地生育的人：在经济领域成功，避免暴力死亡的职业。
在对现代采猎社会研究显示，暴力死亡（谋杀）死亡率高达每千人：3.3~15。在公元5500~2200年：1.4。1999年的英国/美国，分别是：0.01/0.07。
中世纪英格兰的国王有权收回被非法谋杀者的资产，有很强的动力去发现谋杀。以记录来看，每千人低于0.3。即使加上因战争死亡的人数，也是低于1.5。
研究显示，现代Kenya，拥有牲畜数量与生育率有很高的相关性。在Yanomamo（Napoleon Chagnon）社会中，是否杀人与生育率有很高相关性。

7 Technological Advance:

如何计算技术增长率？在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租金在农业中的比例是30~40%。在18世纪四川中国，50%左右。工业革命后，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率在1%或更高。而在这之前，很少超过0.05%一年。而一些地区出现技术退步。中世纪有教会征税，但只占国民收入4%，整体少于6%。中国在明清时期（1650~1750）是4~8%之间。税低的主要原因：拥有土地。

8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如果根据“华盛顿共识”来评判的话，历史上很多社会都符合条件，甚至超过目前社会。在1600~1688年间，政府支出只占国民收入的2.2%。对边际税率和工作时间的研究显示，确有负相关性，但很弱。而且高税国家会有更多灰市。而对税率和收入研究，显示有正相关性。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英格兰，通胀率很少超过2%。罗马埃及的麦价，从公司一世纪到三世纪中期，涨了一倍，相当于每年通胀0.3%。
1689年之前，英格兰的政府负债是很有限的。“百年战争”使债务达到GNP的2.5倍。当前OECD的平均负债率在50~60%之间。
中世纪英格兰尽管经历了很多的战争，但普通人的产权是相当安全的，不动产的价格没什么变化。人身安全也相对保障。13世纪时最差，每千人被杀0.2。14世纪时，是0.12。相对现代发达国家很高，但与现代的菲律宾（0.14）、巴哈马（0.15）、墨西哥（0.16）、巴西（0.23）相比并不高。
在中世纪的英国，社会阶层的变动就很大。1297年的收税记录显示，资产水平差异性很大。至少从13世纪早期，最低层的劳力和农民之间就有了活跃的土地市场，转让承租的土地。勤俭的农民有机会积累土地，提升地位。另一个原因是很多人没有后代，财富/职业重新分配。1251年Havering的记录显示，4人拥有200英亩以上土地，41人少于1英亩，46人拥有1~3英亩。英格兰贵族中很大一部分不是遗传或战功，而是12世纪后，成功的商人和律师花钱购买。教会中高级职务只有27%是贵族。而中国有科举考试。
劳动力市场：中世纪欧洲的人口流动性高。1292年巴黎6%是外国人。1440年对伦敦外国人征税显示有1400~1500外国男性，而全部男性人口是15000。商品市场：中世纪伦敦的粮食交易很活跃，出现可按周租用的私人粮仓。1211年后当地的粮食产量对当地的粮价没有影响。资产市场：1260年后保存下来的记录显示，农民家庭之间的小块土地交易很活跃。相对现代英国对土地规划的限制，当时的土地交易市场更开放。
与现代社会相比，中世纪欧洲唯一缺的是对无形资产的保护。作品剽窃非常普遍。直到1416年维也纳才有了专利系统。但很难讲到底是专利保护促进了技术进步还是技术进步促使了专利保护。在低创新的社会里，没有保护无形资产的动力。15世纪北欧专利系统的建立，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有专业技能的工匠。
中世纪欧洲有其他促进技术进步的形式：行会组织会向会员收费，支付给创新者，让他愿意向他们展示创新。很多工匠在声望、地位的推动下，表现自己的创新。
社会组织不是技术革命的根本。工业革命本身的过程，显示了技术的加速发展，早在创新动力有任何提高之前就已发生了。工业社会之前存在其他非正式的自我加强的社会习惯，限制了技术的进步。

9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Man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马尔萨斯社会中，人均收入/技术进步，虽然发展很慢，但经济的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1）利率从早期极高的水平降到1800年时与现代社会差不多的水平；（2）识字/识数的人从很少变得普遍；（3）工作时间从采猎社会的低水平增加到现代社会水平；（4）人与人间暴力减少。越来越“中产化”。
“资本”——为提高产量而储存的产出，在定居农业社会中的主要形式是房屋和土地的改良，土地的肥沃度。在土地和房屋同时存在买卖和租用市场的社会里，可以计算出资本回报。中世纪的通胀率很低，名义回报率基本可以反映实际回报率。因为土地和房屋是“有用”的资产，不受天主教教义限制放贷的影响。（教会是中世纪时土地和房屋的最大所有者。）
据此计算的资本回报率显示，1200年时期，欧洲的实际利率高达10%左右，之后逐步下降，到1800年代，只有4%左右。已有数据显示，1400年以前各社会的利率都很高。公元前5~2世纪的古希腊，不动产担保的贷款利率平均为接近10%。公元3世纪时罗马时代埃及的土地的回报率通常为9~10%，土地担保贷款的回报12%。1~9世纪印度的法律允许土地担保的贷款利率最高可达15%，无担保贷款利率可达24~30%。公元前3000~1900年代的Sumer的银贷款利率20~25%。公元前1900~732巴比仑的利率是10~25%。16世纪奥特曼帝国时的法庭显示10~20的利率。
中世纪欧洲的土地市场提供了一个几乎是无风险的前收益10%的投资资产。一个13世纪的无土地的农民，如果从15岁开始，每年把他收入的10%投入于土地，并将所有收益再投资，到50岁时将拥有85英亩土地，在大多数中世纪乡村里，可成为最大的富农。
没有资本交易市场的采猎社会没有直接的利率计算数据，但可以从他们的“时间偏好率”——放弃当前享用而取得更多未来收益的比率。儿童的时间偏好率很高，随年龄增长而降低。（研究显示儿童时期时间偏好率的差异，与成年后的成就有很大相关性。）实验显示6岁美国儿童的时间偏好率高达每天3%（每月150%）。对于现代采猎社会的研究，显示他们的时间偏好率很高：哪怕未来的收获会很高，也不愿意麻烦去种植而宁可去进行效率更低但马上能得回报的采集；为了采集更方便，宁可把整棵树枝砍断，而不考虑对未来果实产出量的影响。
实际利率可以认为由三部分组成：时间偏好率+风险溢价+增长预期。在工业革命之前，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增长预期率难以解释高利率。风险溢价也难以解释高利率：（1）预期寿命没有什么变化，投资者死亡的风险没有什么变化；（2）稳定的资产价格显示资产被侵夺的风险没有变化；（3）不同法律制定社会下的利率差不多，资产所有权的法律风险没有影响；（4）战争等不同时期的利率变化不大，社会制度风险没有影响。
在工业革命之前，即使是在富人中，识字/识数的比例都很低。3世纪罗马埃及的一个富有的地主的5次年龄声明中所称的年龄都不一样：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年纪，而是“年龄跳跃”——进位到整数的0或5，比如30、35。在罗马时代的上层人群中的“年龄跳跃”高达50%。与地位有相关性，80%有官职者的后代知道其年龄。而到18世纪，在巴黎全部人群中只有15%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在1427年的弗罗伦萨，文艺复兴的中心，32%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年龄。而1790年英格兰的一个小镇Corfe Castle，只有8%的人不知道。罗马时期墓志出现的很多不可能的高年龄，（最高到120岁，而当时出生时预期寿命可能只有20~25岁）。在1600年英格兰，在250个比较富裕的地区的有记录的年龄显示，最高年龄是88岁。
通过对会在法律文件上签名的人数统计估计识字人数比例，显示了稳定的上升趋势。英格兰的男性识字率，从1600年代的40%左右，到1700年代上升到接近60%，到1900年代已接近100%。估计更早时期的识字率很难，但可以知道比例很低。在中世纪时，除了受过教会教育的人外，识字的人很少，是否能读圣经可以作为测试是否是教会人员的法律标准。
早期的低识字率/识数率体现在历史记录中的许多不现实的数字事件：1200年代的一名知名学者Roger of Wendover说1210年时牛津有3000名学者，而根据后来牛津的历史显示，最多不可能超过300人；伟大的罗马历史学家Tacitus描述了一次木站台倒塌压死5万人，而我们从体育场倒塌案例中知道，最多不超过100人。（史书中对大数字的描述，如果没经过考古证据的验证，很难直接相信。）
但这种提高很难看出来是受市场经济动力的推动。能力水平的溢价始终存在，但看不出从1200年到1800年，这种溢价提高，使得人们有更强的学习动力。事实上，从数据看，这种溢价反而有下降的趋势。1300年左右，建筑工匠的收入差不多是普遍劳动力的2倍，而到1370到1900年，下降并维持在1.5倍水平。在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这种提高也不是政府法规或干预的结果。主要是私人出资，但受越来越多的福利机构的资助。
工业革命前的几千年里，虽然生活水平没什么提高，但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到中世纪时，与采猎社会相比，工作时间已相当长。对暴力的喜好逐渐降低。从古罗马的角斗，到中世纪的公开处决。到斗鸡斗牛的最后被禁止。
对于这些变化，社会学家可能从新教的发展，思想家可能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找原因。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思想能得到发展？而从进化选择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稳定的农业社会，使得有文化、耐心、和平的人有繁衍优势。具有这种文化（甚至可能包括基因）特征的人在社会中的数量越来越多。
1630年英格兰，最富有的留遗嘱男性几乎100%识字，而最穷的人中只有30%。而最富有的后代是后者的两倍。商业的发展，使得原来没有什么作用的识字识数能力，产生了优势，刺激了数学能力的普及和发展。在欧洲，阿拉伯数字代替罗马数字，主要来自商业的贸易的需求。宗教和政府机构，由于没有市场压力，是最后采用阿拉伯数字的。许多数学上的著作是明显针对商业用途的。
并不是说采猎社会的人更笨，只是需要的能力不同。英国农民在20岁时就能达到收入最高峰。而Ache的猎手，尽管在20岁时达到体力最高峰，但狩猎收获要到40岁时才达到是最高：狩猎技能复杂，需要多年的经验积累。
不同的社会环境需要不同的能力特征：在17世纪的新法国（现魁北克），土地很多，人口少，收入高，最穷、不识字的人的工资最高。社会越稳定，从战争和征服中获得的繁衍优势越小，文化发展的机会越大。中国的发展不出奇：几千年的选择压力培养了这样的人。
导致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组织的变化，而是文化/人性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发展是必然的：有着和产生英国工业革命相同的文化/人性。

10 Modern Growth

突破“马尔萨斯陷阱”：1770~1860，英格兰人口是原来三倍，而实际收入不降反升。与此同时，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却加大。在前工业革命时期，环境优越的社会的收入是最差地区的3~4倍。今天，最穷国与最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是40倍。
“工业革命”的说法有误导：并不仅限于“工业”，农业产出效率的增长和其他部门一样快。如果没有农业技术的高增长，其他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但农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份额确实是越来越小了。其原因在于，随着收入的增长，人的消费习惯是非常有规律的：食物消费比例随着收入增长而减少。今天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早与存在：就是古代贵族/富翁的生活方式。（而未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是今天富翁/贵族的生活方式）。
在德国，1910~1956，人均实际收入增长133%，而人均食物消费只增长7%，人均卡路里消费减少4%，蛋白质消费减少3%。（现代人的体力劳动很少，加上空调，虽然取得热量减少，但肥胖增加）食物种类转到成本更高的热量来源。
在工业社会以前，农业人口占50~80%。今天，如果是开放市场的话，2%的农民可养活所有人。2000年，美国农业人口是2.1%，其中一半是靠政府补贴支持。欧洲是3.3%，比较开放的英国，只有1.2%。
人均产出的增长，可细分为人均资本的增长+人均土地的增长+效率提高。资本和土地的增长能转化为多少的产出增长，取决于它们所占的比例。资本在收入中所占比例通常是0.24%。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来提高收入增长是成本很高的。在当前发达国家中，资本与产出的比率通常是3:1。增加1%的资本收入，需要减少3%的当前消费，而只能取得0.24%的收入增长。
在工业社会前，人均土地对人均收入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在现代经济中，土地对收入增长所起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英格兰，农地租金在全国收入中的占比从1760年的23%下降到2000年的0.2%。2000年，即使是英格兰这样房价昂贵的地方，城市土地租金占比是4%。因此，尽管人口增长导致人均土地负增长，但对人均收入的负面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效率的增长经常被称为residual（剩余？），因为我们无法量化统计效率的增长，而只能从我们观察到的收入增长，和资本+土地增长之间的差额，推导出来。（“对我们无知的度量”）工业革命以来，成功的社会的这一增长率通常是每年1%。
如果把这一要素进一步细分的话，我们还可以列出“人力资本”（教育投资）这一项。通过计算直接的教育成本和放弃收入的间接成本，可以计算这一投入额。据估计，2000年，美国人均教育投资额为18.3万美元。（高中以下7.7万，高中12.2万，大学19.9万，研究生31.2万）。假定教育投资的年收益率是10%的话，从人力资本中获取的收入比例大概是26%。以此推算，在1990~2000期间，扣除人力资本，“剩余生产力”增长约为每年1.36%，是每工时产出总增长的72%。
推动效率增长的是难以度量的创新。但是，受法律保护的专利等无形资产，只占总资产的很少一部分。（1990年英国，无形资本的价值比例是1%，回报比例是3%。回报率比有形资产高，但比例仍低。）绝大部分是免费的公众信息。技术创新者创造了极大的社会价值，但取得的个人回报很一般。工业革命期间差不多一半的效率提高来自于纺织技术的创新，但其创新者所取得的回报并不比零售或制鞋等没什么创新的领域高。
从表面上看，资本投入的增长和技术创新同时推动了人均收入的增长，但本质上，技术创新决定了资本投入的增长。如果效率不提高，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所能取得的收入增长率会逐步降低。当所能取得的收入增长低于资本的实际利率时，就会停止增加资本投入。而当效率提高时，资本投入所能创造的产出也提高。因此，当实际利率不变时，技术创新的增长会吸引资本投入的增长。而从OECD国家1960~2000年间的人均资本变化率和效率变化率来看，有很高的相关性。

11 The Puzzl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外源增长理论：经济体以外的产权/市场等制度机制的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的变化。但是，我们认为能刺激经济增长的制度机制，在工业革命前很多就已经存在。因此如果真有区别的话，这种区别一定是很细微的。这一理论在经济学家中很有影响，一个原因在于经济学家对早期社会的经济历史了解很少。以这一理论来解释工业革命的问题在于：（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在工业革命早就开始之后才出现的。（2）没有证据显示，长期来看，制度机制能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针对外源增长理论，我们也可以提出“制度有效理论”：制度的变化成本是很低的，如果一种制度制约了整个社会的经济产出的话，社会成员完全可以改变这种制度，并将因此获得的经济收获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那些因改变而受损失的人，从而使大家都得益。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制度机制的不同，原因在于技术水平、相对价格、消费偏好的不同。在短期内，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低效的社会制度，但长期而言，社会制度会适应变化为最有效。
从历史上来看，制度机制因低效而自我发展调整的例子很多。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允许以“决斗”方式来解决法律争端。（诺曼人相信上帝会帮助有理一方。）这导致很多人聘请决斗专家参加决斗。拥有许多土地并因而面临很多土地诉讼的宗教团体，甚至聘有长期受训的决斗人士。而到1179年时，人们已经可以在支付一定费用后，要求禁止决斗，通过由当地骑士组成的陪审团来裁决。尽管这一法律直到1819年都一直有效，但到1300年代，已经基本没人用决斗了。
从历史事实来看，对“制度有效论”的支持，并不充分。但拥有高额社会成本的制度，确实倾向于消失。比如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义对放贷收取利息的行为的禁止。如果这种借贷行为完全被禁止的话，经济活动必然受很大影响，因此，适应方式很快被发明出来。（宗教组织往往拥有许多可供放贷的资金，他们有很大的动力来找出合理理由。）天主教的方法：合伙/租金/年金/放弃的利润/汇率风险溢价。伊斯兰教：Double Sale（借款的同时以相当于利息的价格借一块布，还钱时，还本金加布的“价格”），合伙。在太平洋上的Western Samoa部落，按规定新尊长必须是现任酋长的近亲。但部落成员有选最富有的人做酋长的动力，因为酋长要负责给大家提供食物等。新选出来的酋长往往会被大家说成近亲，而实际却并非如此。
“政治经济学”：一些制度机制对整个社会可能低效，但对一部分人，比如当权者，有利，这些人要以各种手段包括武力来阻止制度机制变化。但问题是为什么在工业革命之前，所有这些制度机制都是低效的？
一种观点认为奴隶制度是低效的，因为奴隶缺乏生产的动力，而奴隶主的监管成本很高。（Robert Fogel & Stanley Engerman 通过对南美奴隶的研究，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即使如此，为什么奴隶不能给奴隶主支付一笔高于做奴隶所创造的收益的费用，然后自己再为自己工作呢？在古雅典，有技术的奴隶确实自己生活在城市里，只是每年给他们的主人支付一笔费用。当然，你可以说，一旦这样安排的话，奴隶有可能逃跑而不支付任何费用，这样主人会不愿意尝试这种安排。但历史纪录显示，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虽然不是所有奴隶都为自己赎身，但很多奴隶则确实是这么做的。公元1年的罗马意大利有大量奴隶，但到200年，没有任何奴隶解放运动，决大多数奴隶都不存在了。1086年的英格兰，奴隶和农奴占人口的大多数。但到1500年，也是没有解放运动，全部都自由了。
教育投入理论：近年很有影响的一种理论（Gary Becker & Robert Lucas）。家长的生育策略从“多而差”转向“少而精”，从而使人口质量提高。但什么因素会激励人们这样做呢？一种因素是人们看到少而精的家庭收入更高。但从数据看到，在工业革命之前，收入越高的家庭存活的孩子数量越多。对教育投入产出的提高是另一种可能的因素。但数据显示，“技能溢价”最高时期实际是1348年之前（一个技术工匠的收入是普通劳力2倍）。而这之后，技能溢价是逐年降低。而且，从数据相对详尽的英格兰和瑞典来看，出生率一直要到1890年代才有明显的下降，是传统所说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100年。识字率来看，从1580以来，英格兰的识字率确实是上升趋势，但在1760~1860期间，并没明显的变化。
内源增长理论：人口的增长，导致了知识的积累，从而导致了技术进步的加速。但是，如果人口增长是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的话，那效率增长的速度应该和人口增长速度保持同步。但实际数据并不符合：在工业革命之前，效率的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确实基本相符，但在工业革命之后，效率增长突然大幅增长。内源理论难以解释这种突然性。

12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以“平等”为目的的法国革命，最终导致的是混乱和极权。而肤浅的“由小贩组成的国家”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却改变了世界。
表面看，工业革命带来的对英格兰的影响特别巨大，但实际上，工业革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同样巨大。而英格兰特别明显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在效率提高的同时，英格兰的人口也大幅增加。
在1760~1860期间，经济整体的效率增长率是年0.40%。其中超过一半的贡献（0.24）来自纺织。（1760年将一磅棉花转化为布料需要18个工时，1860年需要1.5个工时）。钢铁和采煤贡献一小部分，其余来自交通和农业（0.09+0.07）。除纺织之外的贡献小，不代表它们的效率提高少，主要是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小。
制度理论认为，推动创新的是利益动机，但从英格兰早年纺织业的情况来看，即使是那些取得成功的著名发明家，所取得的资金回报也相当有限。技术创新很快就会泄露到竞争者。Samuel Greg从1796~1819取得平均年收益12%，是当时一般的收益水平。在1860年代有379个英国人去世时留下超过50万英磅的遗产，只有17人（4%）是在纺织行业。而当时纺织业占英国总产值的11%。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人和海外消费者（价格更便宜），而不是企业家。所以英国很少有企业家能像美国那样留下庞大的基金。
在采矿/钢铁/铁路等其他行业，也是如此。虽然有很大的技术进步，但主要受益的还是消费者。工业革命期间的技术进步不是因为有很强的利益刺激，而是因为有更多的创新者。认为对无形资产的保护刺激了技术创新是没有根据的。专利法最近的重大改变在1689年就完成了，而且专利法在英格兰的工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很少。面临同样的挑战，英国的制造商更趋向于通过技术创新来应对。在农业领域，同样是在没有明显的利益机制改变的情况下，出现了更多的创新很效率提高。
传统认为工业革命开始于1760~1800。但是如果从英格兰经济整体（包括新的殖民地）效率变化的情况来看，1600~1760期间，效率年增长0.2%，虽然低于1760~1869年的0.33%，但已明显高于历史水平。因此，可以认为从1600年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加速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现代民主制度（起于1688~1689年的Glorious Revolution光荣革命）促进工业革命的观点也不能成立。从英格兰1600~1760的数据看，战争/革命对经济长期状况没什么影响，短期内的影响也没农业收成状况的影响大。但从数据也看到，1200年以来经济波动很大，1450年时高达1860年水平的88%，而1300年的低点时只有1860年的55%。所观察到的1600~1760的增长加速，是不是仅仅是自然反弹？很难确定。
英国的崛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口的增长。1740~1860年代，英格兰的人口从600万增长到2000万。而同期法国人口只从2100万增长到3700万。而这种人口增长与效率的增长似乎无关。人口到1790年代，已经比1740年代增加了37%。（马尔萨斯正是在1790年代写人口问题。）
由于这段时间死亡率没什么变化，增长主要是由于出生率的提高。其来源包括：（1）初婚年龄减小。从1600的女26到1800年代的24岁。（2）结婚比例提高。1650年20%妇女从不结婚，1800年代只有10%。（3）非婚生子女增加。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1650~1800年代出生率提高40%。
这种变化似乎与经济无关。在受工业革命重大影响的北部到影响很小的南部，在以农业、以商业、以工业为主的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分娩死亡率下降。在1600~1700期间，母亲因怀孕而死亡的概率高达1.3~1.6%。一名20岁结婚的妇女在多次怀孕后，其累积的死亡概率高达10~11%。这很可能是很多妇女选择不婚或晚婚的主要原因。而从1700年后这一死亡率逐年下降，到1800~1837期间下降到0.55%。
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对其在欧洲的竞争者的影响同样巨大。廉价商品的出口，在海外建立工厂。如果不考虑人口增长，而只看人均收入增长的话，爱尔兰/荷兰等其他地区的增长速度和英格兰差不多。由于人口的增长，使得英格兰的人均土地资源面积大幅减少，使得它从一个原来自给自足的国家变为需要进口食物和原材料。而这些进口产品需要出口工业产品来购买。成为“世界工厂”根本原因。
如果从经济整体的效率增长率来看，直到1670年期间，没有明显的加速。但在之前已经有了许多的技术更新。比如1452年印刷机出现后，出版的效率1460~1560每年提高2.35。另外还有风车（1200）、机械钟表（1285）、火炮（1325）等等。但这些更新对绝大部分普通人的影响很小，它们在经济整体中的占比小，因此反映在整体的效率提高上没产生明显的变化。如果我们不是以整体经济的权重，而是以一个当代上层专业人士的消费习惯（书/衣服/家具/旅行等）来计算收入变化的话，从1270年代开始就有了持续的上升，而并不仅体现在1800年代的突然高速增长。
如果创新主要是由经济利益来推动的话，以经济整体的效率变化来衡量社会整体的创新程度是合适的。但如果创新动力主要来自好奇心/炫耀心，那这种衡量方式就是不适合的。而至少从早期社会的情况来看，创新的动力似乎主要来自后者。
工业革命从“生物社会”向“非生物社会”的过渡（Anthoney Wrigley）。生物社会的特点：（1）所有的产出都需要有输入来平衡。（2）基本的增长速度是负值。杂草、害虫不断变种进化，要维持原有的产出水平，需要有新的投入。因此，农业产出即使是保持0增长，实际已有了效率的提高，来抵销减退。（3）难以通过试验来提高。周期更长，变量更复杂。

13 Why England? Why Not China, India, or Japan?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从商业化、市场化等角度来讲，1800年代的中国长三角地区和西北欧时期没什么区别。对1770~1794年的谷物价格与距离产地距离相关性的研究显示（Carol Shiue & Wolfgang Keller)，英格兰的市场有效性只比中国稍好一点（50英里距离里的相关性是0.88对0.77）。英格兰的工业革命是外部因素刺激下，地理优势的结果。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煤和铁矿正好很接近欧洲的人口中心。而美洲的新的殖民地资源正好又可被利用。
但是这种观点是假设人在相同利益激励机制下的反应会是一样的，只有通过外部利益激励的变化，才会导致行为的不同。但实际上，人们对同样的利益激励会有不同的反应。其原因在于社会文化特征，甚至可能还包括基因特征的变化。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在长期稳定的农业社会过程中，在选择压力下，经历着和英格兰所一样的社会特征变化。只不过变化的速度没欧洲那么快。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些国家，会发生和欧洲一样的工业革命。
虽然从商业化等很多角度来看，中国等亚洲国家在1800年时和英格兰等欧洲国家的区别不大，但社会特征的区别很大，更接近中世纪时的欧洲。17世纪中期日本，向具有征税能力的大名放贷的利率是12~15%；17世纪末有房产等实物抵押的商业贷款的利率是15%。在17世纪初，识字能力仅限于寺庙，文字记录只限于重要的文件。在这之后，教育有所发展，到1700年代，书籍的印数最多达到上万，甚至出现了商业运作的图书馆。有更多乡村农村出现。1804年前，有558所，1804~1843年，成立了3050所，1844~1867年又新增了6691所。到1868明治维新时期，男性的识字率大约是40~50%，女性13~17%。但这一比率仍大大低于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英格兰80%，女性70%）。
1209年以后的英格兰，有大量的记录数据，不仅可以据此推算工人的工资，还可计算工作时间，按工种的工资等等。但在19世纪以前的印度，几乎没有任何相关数据。这些文件数据的缺乏，显示了19世纪的印度的识字程度比中世纪的英格兰好不了多少。1901年印度男性识字率9.8%，女性0.6%。
1800年的中国似乎处于日本与印度之间。1923~33期间John Lossing Buck所做的调查显示，中国男性的识字率为30%。考虑到1882~1930期间似乎没有大的学校教育的改变，很可能1882年时的识字率也是如此。由于中国大众教育的主要途径是乡村学校，而这一数字从1750~1800期间到1850~1900期间增加了一倍，在18世纪晚期，中国男性的识字率可能只有15%。1921~25年，中国土地的回报率为8.5%。
产生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似乎是英格兰受到人口制约要远大于中国和日本，因此面临的选择竞争压力更大。从1300到1750年，英格兰的人口数量几乎没变化，而日本是原来的5倍，中国是3倍。中国人口能高增长的部分原因是汉族居民向南部和西部地区的不断移民，使得可耕地面积从1393年的6200万亩增加到1770年的1.6亿亩。而同期英格兰的可耕地面积没什么变化。而日本则主要是因为亩产的大幅增加。
另一个原因是收入水平导致的出生率差异，在日本和中国，没有像英格兰这样明显。对17~19世纪日本武士的收养记录研究，显示17世纪时武士的生育率与当时英格兰最富有的人群相接近，但到19世纪时，生育率只相当于中等财富人群。而武士的平均资产水平与最富有的英格兰人群相似。而对中国1644~1840期间居住于北京的满清贵族记录研究（Wang Feng, James Lee, Cameron Campbell）显示，生育率从18世纪早期的7下降到1750~1849年期间的4.8，比平均水平面4.2，仅高一点点。因此，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向下的人口流动。

14 Social Consequences

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是知识，但最大的受益者是无技术劳动力。到1815年，农业和城市非技术劳力的实际收入的提高，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从1760~1860年，英格兰的实际工资的增长水平高于人均产出的增长水平。创新者、资本所有人、土地所有人、知识所有人，从技术进步上获益很有限，甚至没有。
从长期来看，土地从工业革命中没有得到什么收获。英格兰的农地租金收入，从1210年经历了下跌，从1300~1600年，最低时不到1210年的一半，但这之后经历了上涨，在1700年回复到1210年水平，并在18世纪后期达到最高水平，接近1210年的180%。但这之后又下降，到2000年，一英亩农地租金的购买力和1210年时一样。城市土地的价值确实是增加了（2000年，一英亩农地售价2900英镑，可建筑土地售价26.3万，已获得建筑许可的售价61.3万），但在整个收入里的占比只有4%。
资本所有人也没从增长中获得收益。实际上，工业革命后的实际利率是下降的。资本性收入的总额确实是大大增加了，但这是因为资本投入大大增加，所以实际收益率仍然很低。因此，效率提高的所有收益，几乎都反应在工资提高上。而由于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约为75%，因此，效率1个百分点的提高，可使工资提高1.3个百分点。
而这种工资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无技术工人工资的提高上。技术溢价从13世纪的100%下降到今天的25%。技术溢价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本收益率下降的结果。学习技术需要牺牲当前收入。高利率环境下，这会表现在高机会成本上，从而减少技术的供应。相反，低利率水平会降低学习成本，增加技术供应。
在工业社会以前，妇女的工资大约是男性的50%，而今天的英国，无技术女工的工资大约是男子的80%。这种差距的缩小，一个原因是体力要求的下降，同时妇女的精细性在现代工业中有很大的作用。
对于经济发展和收入差异间是否存在Kuznets曲线，有很多争议，但从实际工资增长超过实际收入增长速度（包括资本性收入）以及技术溢价下降这些现象来看，收入不平均增加的可能性不大。在所有社会中，对资本和土地的所有都是非常不平均的，而工资的收入分布要比资本平均得多。2003~2004英国，最高工资收入的10%的人取得了总工资收入的26%，而财富最多的10%拥有45%的总财富。因此，劳动力收入的比例是衡量一个社会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而从数据看，劳动力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从18世纪的63%上升到今天的75%。
长期的Kuznets曲线可能体现在：人类从采猎社会进入农业定居社会，提高了资本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从而增加了不平均。而进入工业革命后，降低了资本收入的比例，从而减少了不平均。从现有资料看，至少在欧洲，工业革命前的财富和收入分布，比工业革命后更不平均。
而从“生命前途”Life Prospects角度看，工业革命后社会也更平均。工业革命前英格兰，富人和穷人的平均身高分别是174.0cm与168.5cm，寿命预期是39对33，存活子女是3.85对1.93，识字率85%对30%。而在当前，分别是178.2cm对176.0cm，80.8对74.3，1.33对1.64，100%对88%。差距比例大幅下降。
土地拥有者的收益为什么没随收入水平增加而增加，一个原因是随着收入提高，对需要土地资源的食品没有相应速度的增加。另一个原因是农产品的单位亩产提高。还有是化石能源的使用减少了对生物能源的需求。
机械化和知识化为什么没有代替无技术劳动力？从理论上讲，只要劳动力成本足够低，就可以替代资本投入。但资本设备的成本可能低到不足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马作为动力被替代，饲养的成本高于机械动力成本。但目前为止，一些人力还不能完全没替代，或替代的成本还高。反而是一些看似简单的劳动力，比如安装，比一些看似复杂的工作，比如计算，更难被机器所替代。另一个难以替代的是销售：需要人际交流。而在工业社会中，商品的边际成本会越来越低，生产商有很大的动力支付更大比例的费用用于销售，以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单位成本。
无技术劳动力工资能保持高水平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工业革命后，收入提高的同时，人口数量没有再大增长。这也可能是土地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之一：更多的收入没有转化为更多要吃饭的人口，而是用于更多的物质消费。
Gary Becker对出生率随收入上升而降低的解释：消费的数量，不仅受“资金”的限制，还受“时间”的限制。孩子是一个“时间消耗”很大的“品种”。随收入增加，时间成本越来越高，越有钱多越购买节省时间的商品，同时减少对子女这种时间消耗大的“消费”。同时随着收入增长，更注重消费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但收入本身不能全部解释出生率下降。因为我们已看到，在工业革命前，收入越高的人子女越多。而且在现代社会里，家庭收入和子女数量之间没有相关性（Dickmann,2003)。因此，另一种解释可能是，人们从来就是希望的最佳孩子数量是2~3个。但在死亡率很高，而且不确定性很大的工业时代以前社会里，人们必须生更多的孩子，才能保证有2~3个孩子。在19世纪后期，英格兰的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而这种下降与收入水平的相关性很强。在有10个或以上房间的家庭里，不能活到15岁的孩子比例只有13%；而住在只有一个房间家族里的孩子，有47%生存不到15岁。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妇女地位的提高。可能一直以来是男子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而妇女希望的孩子数量更少，因为妇女的生育成本最高。

15 World Growth since 1800

18世纪英国确立了一系列限制技术人员和机械、设计图、模具等出口的法规。1825年之后，技术人员才能自由地到海外工作，1842年之后机械设备才能自由出口。从新的纺织设备的发明，到在各个国家初次出现的时间上的差异，可以看到技术扩散的时间差。从英国到西欧，这个时间差在13年左右；对东欧和南欧，是22年左右；印度是35年；南美是42年。但如果这些国家都能以工业革命时期的英格兰那样的速度提高效率的话，即使是向印度这样接受新技术时间差很大的国家，也只会比英格兰少17%的收入。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技术、组织和政治上的变化，导致了接下来的全球化时代。在技术上是铁路、轮船、电报和机械化工厂的发展；在组织上是先是在英国，后是在美国，出现了以出口技术为核心的机械制造出口企业；在政治上是欧洲的殖民化和欧洲内部的政治变化。
在1800年以前，信息的传播速度很慢。我们可以从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和这些事件在各地首次被记录、报道的时间差，估计信息的传播速度。在罗马帝国时期，信息的传播速度大概是每小时1英里。在1500年的地中海日报反映出来的信息传播速度也差不多。而到1844年电报应用后，信息的传播速度提高了100倍。1851年法国和英国间建立电报线，1866年建立跨大西洋线。
1830年汽轮船已比帆般更快更稳定，但由于所需要的燃料煤数量极大，限制了它的运货量。1840年代，Britannia需要640吨煤来穿越大西洋，只能带225吨的货物。但在1850~1860年代的几项技术革新：螺旋桨、铁壳船、复合引擎、表面冷凝器，大大提高了效率，减少了燃料的需求量，提高了载货量。1830年代需要10磅煤来产生一小时马力，到1881年只要2磅。1869的苏伊斯运河和1914年的巴拿马运河建立，大大缩短了航海距离。到1907年，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普的30英里铁路运费是0.40镑每吨量棉制品，而从利物普到7250英里外的孟买是0.90~1.50镑。到19世纪末，孟买、上海这些有良好航线的港口所能获得的工业产品的价格，比英国本地公司高不了多少。
纺织技术的革命使得对纺织工人的技术要求大大降低，只需要掌握一些简单的、重复工作。一系列专门从事设备生产出口的企业，使得生产技术、能力，很容易得到转移。
到1900年，欧洲国家控制了全世界35%的陆地。而那些独立的国家，像中国，也不得不向欧洲国家开放交易和各种特权。欧洲的殖民化，使得欧洲国家的企业在海外的扩张得到政治上的保障。1870年~1913年的这一轮全球化，以一战暴发而告终。一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新一轮的全球化。
但在这轮全球化过程中，落后与先进地区的贫富差异非但没减小，反而扩大。在印度，经历了100多年的英国统治后，到1920年时，还有200万台手工纺机。今天最穷与最富国家之间的物质生活水平差异可能达到50:1，而在1800年之间可能只有4:1。

16 The Proximate Sources of Divergence

在1900年代，各国的资本回报率，虽有差异，但差异不大，可以认为资本流动是相当自由的。而且看不出资本回报与收入水平之间有什么相关性。资本市场的自由是由于：（1）英国在海外的大量投资，（2）英帝国对投资环境的保护，（3）金本位的实行。1860~1912期间英国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率是：国内5.6%，英帝国殖民地6.5%，其他国家5.5%。从收益率的相似性我们可以推断，穷国的原因不是缺资金。
明显缺资金的一个地区是美国的加州。1860年代，房产贷款利率是26%而当时波士顿的利率是6%。因为当时对跨州银行有法律限制，限制了资金从欧洲和美国东部流入西部。但即使如此，西部还是快速发展。
资本产品公司的发展和货运成本的下降，决定了资本类商品（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资源，不是制约落后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
落后国家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效率低下。而当今社会里，人均资本量和人均收入有很大的相关性。资本有追逐效率的倾向，效率越高，资本的运用效率也越高。效率的差异，会在资本流入的推动下，得到放大。因此，在1913年，英国的工作效率估计是印度的5倍，但人均收入的差异达到接近8倍。
效率的低下不是因为无法获得技术和设备，而是无法更好的运用。在中国和印度，很多纺织厂使用和英国一样的设备，由英国人来管理，雇用更多的人，运无法获得更高的产出。美国北部每个工人管900锭，而中国工作每人只管170锭。因此，人工成本以时间计，差异是16:1，但以单位产出计，差异是3:1。

17 Why Isn't the Whole World Developed?

在20世纪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效率的差异主要是“劳动力素质”的差异。但在二战后，这种说法逐渐消失。新的流行观点是：管理者在不发达地区的能力差，因此应用资本和劳动力的能力也较差。同时，低劳动力成本产生以劳动力代替机器的动力。
但是，在纺织这样一些标准化很高的生产活动中，对管理的要求不高。而且，管理人员可以进口。在1915年，中国1/3的纺织业由英国管理层控制，一些中国业主拥有的纺织厂也是由英国管理人员管理。而且，很多纺织厂经历多次的改组，好的管理层有机会得以发展。
在1920~1930年间，孟买的一些纺织厂大幅度裁员，平均裁员幅度达到35%。但在1935~1938年间，裁员的工厂的平均毛利率是1.7%，而那些未裁员的工厂的平均毛利率是2.0%。原因在于裁员后需要付更高的工资吸引员工，最终在成本上没取得好处。很可能劳动市场上的付出和回报已达到平衡，如果你要工人付出更多，必须给他们付更多工资。
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可能是工人的工作态度、工作习惯。印度工人每天都有相当高的缺勤率。上班的工人往往随意进出工厂，吃东西，抽烟。据估计有10~30%的缺勤。
在马尔萨斯社会里，工作努力的社会比不努力的社会，并没有更高的人均产出。现代医学大大降低了“最低生活水平”，使得人口在收入水平低于工业社会前的水平下，仍能大幅增长。工业革命后的新生产方式，使得“高素质劳动力”更有价值。工业革命以前的生产方式不涉及很多生产步骤，容错性大。而新的工业生产方式要求的步骤多，对“准确性”提出更高的要求。19世纪时，英国陶器厂涉及29个生产步骤（每道工序99%的合格率，最终产品的合格率只有75%）。
造成“劳动力素质”差异的根本原因很难确定。从人类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似乎经常有随机的跳跃式发展的现象。从1870年以后，印度的人均收入相对英国和美国持续下降。近年来又再度加速发展。许多人把这种变化归功于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改革。但这种改革的结果最多是部分地回复到英国统治时期的状况。而且在印度内部，政治环境相类似的各邦的发展状况也很不平衡。也许这种时快时慢的发展状况始终存在，只是在工业时代里，会被扩大强化。

18 Conclusion: Strange New World

经济学家描述和预测经济的能力在1800年前后达到顶峰。对于马尔萨斯社会，我们知道气候、疾病、自然资源、技术水平、生育率，如果影响生活水平。Social Energy“社会动能”的差异，尽管始终存在，但由于受到马尔萨斯机制的影响，只会影响到人口密度，而不影响收入水平。而在当今的社会里，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后的社会，社会文化的差异，会在收入差异上得到放大。
而当今的经济学研究，充满了对资本市场、贸易、税收、政府负债、腐败程度、法律程度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只是把问题更复杂化。反而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人口分布、技术、劳动力效率，是被研究者所忽略的。
现代社会是以欧洲对世界的侵略和征服开始的，但今天的情况却是发达国家在千方百计保护自己不要受穷困国家的侵略：防止非法移民。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没有能为穷国开出一剂有效的致富处方。而如果真正要想提高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开放移民。
人均收入尽管持续提高，但从主观评估的“幸福度”来看，却没任何变化。在同一社会里，富人比穷人更幸福、寿命更长，但跨社会、跨历史，幸福程度与收入水平没有相关性。幸福程度与“相对”的财富水平有关。
Robert Frank认为：既然快乐就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相对财富水平），那就要对富人加重税，免得大家进行这种无意义的竞争。但是，对富人加重税确实能减少收入不均，但没有研究证据显示，收入更平均的社会中，社会整体的幸福程度也更高。不过，如果是征税修建公众认为有价值的公共消费品，比如博物馆、科学研究、航天探索等的话，尽管会降低收入增长速度，但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因为社会整体的收入下降，不会降低幸福感。

如何扩大内需

2008-11-10T11:18:00.002+08:00

政府宣布明后两年投资4万亿刺激经济。但这4万亿里面多少是本来就要投的？多少是准备新投的？2007年全国财政收支分别是5.13万亿和4.98万亿。也许，公布这一消息的主要目的还是向国人提振信心，同时也向外国人显示，我们正在积极努力排解危机吧。
不过，增加财政投入刺激经济的想法，肯定是有的。而这也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思路。可是，以我的理解，凯恩斯所强调的是，当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率低于其内在潜在水平时，可以通过公共投资，带动私人投资，使供需在更高的水平上达到平衡点，而从来没有说过，增加财政投入，就是刺激经济增长万试万灵的万能药。
98-99年期间的投资能拉动经济，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基础建设方面确实有很多需要投资的地方，而且配合了积极的招商引资，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些基础项目的建设，极大的改善了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私人投资，尤其是出口型企业。而今天，我们在哪些方面的公共投资，能有效地吸引私人投资的跟进呢？
有不少人认为目前中国应该减税，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消费，这样可以刺激内需。这种观点也很让人怀疑的。经济学里早就有了“永久收入假说”，虽然其可靠性还有待验证，但这确实是我们研究行为时需要考虑的。虽然会有些“月光族”，但人类从总体上讲，可不是只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视之徒。我今天可能因税收降低而多了几块钱收入，但我不会简单地就把这几块钱花掉，我必然会考虑我将来的收入情况会怎样。如果我认为未来的收入支出状况很不明朗，我可能就把这些钱存起来，而不花了。另一方面，如果我今天交的税增加了，可支配的钱少了。但如果我相信因此我未来的退休/医疗有了更好的社会保障，我反而可能会增加消费。
仔细想一下，把“刺激内需”作为一种政府政策，是挺好笑的。任何一家做企业的，谁不是绞尽脑汁地想“刺激需求”？只不过企业未必会很在乎这些需求是来自“内”还是来自“外”。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中国这么多企业依赖出口，无非是因为（1）外国人更有钱，（2）满足明确的订单需求比满足难以捉摸的消费者需求更空间。
从政府的角度，增加民众收入，似乎是一种有效的刺激内容的方式。可是，政府是不可能“增加”收入的，它只会“消耗”和“转移”收入——不同人之间的转移（税）和时间上的转移（债）。要想真正刺激内需，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商家以更有效的方式提供人们更愿意买的产品/服务。
当西方国家因金融制度上的问题而陷入衰退危机时，凯恩斯主义也许是适合，甚至可能是必需的。但对中国来说，现在更需要的可能是“供应学派”而不是凯恩斯。因为中国现在缺的不是信心，而是更开放的市场。

信用扩张不等于多印钞票

2008-11-06T10:16:00.002+08:00

最近的金融风暴是不是百年一遇？几乎是肯定的：英美这些经济发达国家里大银行面临大面积挤兑，是1929年以来所没有出现过的。而既然我们经历了百年一遇的变故，那我们的处世之道也要有所变化。
在投资上，具体该怎么变，我并不很确定，但有一点我是很确定的：那就是我们的投资思路也需要有与过去几十年所不同的变化。而对这一点，我感觉大多数人好象还没有很大的认识。还是维持了过去几十年的大牛市思维。似乎目前的下跌只是长期上升趋势中的一个下调，很快就会恢复上涨，或有强劲的反弹。
就像钟摆的摆动一样，二战以来的信用扩张，既然已经持续了差不多60年，那这种收缩回摆，相信是不会在几年里完成的。很有可能要持续几十年。6000点以上的人可能要到20年之后才能解套。
很多人对未来金融市场还比较乐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认为中央银行会加紧印钞票，增加货币供应，从而刺激资产价格的上升。但是：信用扩张与简单的增加货币供应，有着本质的不同。信用、信用，就是信任程度。信用扩张虽然确实会增加M2供应量，但它是以对未来现金流的信心为基础的，而不是简单地凭空印钞票。换句话说，信用扩张不是靠多印钞票（央行增加基础货币供应），而是靠增加杠杆来增加货币的。
信用扩张的本质是人们信心的增加、风险溢价的降低。所以，作用扩张的过程，就是风险溢价降低的过程。现在大家都批评美国过去几十年的货币政策过度宽松，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是完全公平。与其说美国的货币政策太宽松，不如说全世界人民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管理能力太相信：全世界人民（过去10多年里尤其是中国人民），对美元以及美元资产的需要无穷无尽，那它的供应自然也就源源不断地出来了。格林斯潘说过的所谓“谜题”（长期国债收益率几乎不受短期利率上调影响）以及所谓“储蓄过剩”，都可以用对美元资产的高度信心来解释。
但现在，这种信心正在逐渐消失。过去几十年里信用扩张，是围绕着美联储和美国经济来进行的。而现在这个核心的作用正在削弱，接下来的信用扩张又围绕什么来进行呢？即使央行不断增加流动性，更多的可能性是增加通胀，而不是刺激信用扩张（信用扩张的结果是资产价格上涨，而通胀的结果是物价的上涨）。
不过，个人认为，长期的恶性通胀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除非有大规模的战争。因为资本的全球化，会对央行的货币政策有很大的制约性。如果央行的货币政策有导致恶性通胀的迹象的话，很可能会导致资金外逃，而使央行不得不提高利率，抑制通胀。
在未来几十年里，很可能经历持续的金融市场和资产的估值收缩，风险溢价的上升。我们不应忘记：巴菲特是二战后资产大牛市的产物。下一个巴菲特，现在可能刚刚出生，要等几十年后再度信用扩张时，才会出现。
今天大家看到的报道说：北大学生去卖肉。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新闻。几十年后，我们可能看到报道说：北大学生不去卖肉，却去搞金融。因为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而那时，可能是金融市场真正见底的时候吧？

2008-10-08T23:05:00.002+08:00

万众期盼的降息终于如约而至。但遗憾的是，现在的降息可能已没有过去“利好”的神勇。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更多地散发出“利空”的味道了。因为这可能意味着问题确实很严重了。
这很有点像巴菲特投资于GE的情形。虽说老巴出手，对GE、对美国股市来说应属利好。可GE愿意开出如此优厚的条件让老巴来“趁火打劫”一把，那很多人就不得不怀疑，GE面临的问题可能比现在看到的要大。而如果连作为“美国企业脊梁”（巴菲特语）的GE都要承受年利率10%的负担，那其他的企业又会怎样？我想这可能也是老巴出手后，GE/美国股市，不涨反跌的原因吧？
我对张五常先生一直很敬仰，因为他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确有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可涉及到对宏观政策的建议，那张先生的见解和你我的见解，可能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别了。没有办法，宏观经济确实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不过，从他对前期美国一批经济学家发出的反对美国政府救市方案的评论来看，他比那些书呆子，还是要胜一筹的。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事先就有预感，美国现在的财长和美联储主席，似乎就是为应对目前的金融危机所准备的。要说对金融市场运作的了解，可能全世界找不出几个比保尔森更了解的人。要说对金融崩溃的了解，可能全世界也不找不出几个比伯南克更了解的人。虽说伯南克对1929的研究仅限于纸上，但现在活着的人里又有几个经历过当年的大萧条？这也算是美国不幸中的万幸。换了其他人的话，可能情况还会更糟。
说起来最近两周里还真是有点让人兴奋的。这种大崩溃的情况，可能也是百年一遇。而我们也算是见证历史了。当然，这也是还没伤到自身之前说的风凉话。如果市场真地继续恶化，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所以还是希望这场危机来尽快过去。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管理层，我始终有点担心，但一直没能准确地找到问题所在。真到我看了最近一期比尔格罗斯的市场评论，其中的一段话给了我启发。比尔格罗斯说，运作良好的市场，要能够在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美国目前的问题，就是因为过度强调无形之手，而忽略政府有形之手的结果。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成为，就是因为明智地判断了哪些是需要大力改革的（产权/市场），哪些是不能随便放的（政治/资本）。如果我们当初随便听取了西方自由派的建议，要搞“民主”，要放开汇率/资本控制，那我们可能早已陷入当年俄罗斯的混乱中。（而我们没有俄罗斯的石油来救我们）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不遗余力地推进私有化、市场开放，那我们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繁荣。
而现在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似乎失去了方向，对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失去了判断力。在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核心问题上，止步不前，而对于一些在国外就不完善，而对中国更可能是有害的东西，却是乐此不疲地照搬照抄（比如《物权法》、《劳动法》、《反垄断法》，还有现在的融资融券），而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
不过，目前正在热议的农村土改，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如果这一方面有所突破的话，中国再有20年的快速发展，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不过，相对而言，目前的城市居民感受到的发展，可能会慢一些，因为发展得较快的会是目前的农村居民。国庆旅游期间，经过浙江的几个县城，明显感觉现在的城，也已是相当繁荣。
在思考问题时，应该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对于新接触的观点，马上从现实生活中去找相应的例子，来看看是不是能证伪/证实。比如，很多人都说中国证券市场容易暴涨暴跌是因为缺乏做空机制。但这种观点很容易证伪，因为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话，有做空机制的市场的波动幅度，就应该是小于中国市场。可是，你只要看看美国1929年的股市泡沫，1990年代的网络股泡沫，都是在有做空机制的情况下形成的。怎么还会有人说做空机制能抑制股市泡沫形成呢？

一个时代的终结

2008-09-23T13:30:00.002+08:00

随着高盛和大摩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后，意味着华尔街一个时代的终结：从此之后没有投资银行了。而这一变化，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长期影响。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比尔格多斯所说的“影子银行”全面破产了。
大家都说中央银行在印钞票，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中，“印钞票”最多的不是中央银行，而是华尔街的投行（也就是我们的说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它们所创造的“金融创新”产品，使得央行传统所采取的，以商业银行的保证金率来管理流动性，“成为一个笑话”（格罗斯语），造成了大规模的作用扩张。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央行对流动性的管理，往往体现得力不从心。
而现在，随着这些“影子银行”的消失，信用收缩是必然的。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高盛/大摩目前的杠杆率大概是28倍，而一般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是12倍左右。也就是说要减少杠杆一半以上。转为商业银行后可以接受存款，但这只是以一种负债来代替另一种负债。要降杠杆只有（1）卖资产（2）加资本金。主权基金在做了一回冤大头后，现在再要他们来投资，有点难了。（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历史显示，在对外投资上，也习惯于做冤大头的日本人了。）这样主要的手段就是卖资产了。（想买上海新天地房子的人快打电话吧。）
虽然目前中国的股市已调整了很多，而且现在又有政府的直接介入，近期股市完全有可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但老实说我还是不是很有兴趣介入。因为在我看，现在我们已经在进入一个和过去几十年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了。是需要调整我们传统的估值观念的时候了。
当然，“这次不一样”是每次极端悲观或乐观时的典型症状。完全有可能我现在就是患了过度悲观的毛病。如果我现在是在管理别人钱的话，我想我会考虑是不是要冲进去。但既然是自己的钱，我则是宁可犯过度悲观的毛病，也不要犯过度乐观的毛病。
这次牛奶事件让投资者体会到了消费品公司的投资风险。当然这件事本身是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大多数投资者往往没意识到的一点是：消费品公司的投资风险小，是一个100%的错觉。是的，日常消费品行业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确实可能小一些。但经济周期所影响的只是业绩“短期波动”。如果从长期投资价值来讲，消费品公司，总体而言，风险是最大的。
根据标普（？）的统计数据，消费品行业的公司破产比例，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消费品行业的客户转换成本通常很低，要想建立起有力的“护城河”，是非常非常难的。也许经过多年的广告轰炸，我已经成为蒙牛忠实的客户。但只要出现一次“毒牛奶”事件，我就马上转换到进口或其他品牌上去了。
当然，消费类里面也有让老巴赚钱的可口可乐这样的“品牌”公司。所以可乐当年也发生过“毒可乐”事件，但对它的长期业绩，并没什么大的影响。因为可口可乐，已经以它的“品牌”成为一个独一无二，没有什么替代产品的商品了。所以也许会有短期的收入影响，但过了一会儿，人们又会重新购买。
但是，品牌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巴菲特买的消费品牌，几乎都是要有百年历史的。
对于目前中国政府针对股市的救市政策，我不是很理解它的用意。出点降印花税的政策，我能理解，但真金实银地买股票？为什么？与美国不同，中国股市的下跌并没造成任何系统性风险的迹象。利益团体的操纵？转移民众对“毒牛奶”事件的视线？给华尔街出货？我对政治的揣摩能力向来比较差。不得而知。
我原来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目前比较明显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金融改革（现在看来已有被寡头垄断的势头，难度越来越大），而忽略了另一个很有潜力的领域，就是农村的土改。
有人认为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障碍是农产品价格。我并不以为然。即使以现在大幅上涨的价格，农民能靠种地赚的钱，还是很有限的。而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政策对农产品价格同样大幅补贴，并没造成明显的城乡贫富差异。
实际上，单从收入的角度讲，我认为城乡差异早就没有了。现在上海一个钟点工每小时的工资最起码是10元，早已超过很多上海人的工资。（所以，女士们不用羡慕国外的全职太太了。中国的全职太太也会越来越多，因为请一个保姆所花的钱要超过太太一个月的工资。所以还不如请太太回来做保姆了。）关键是农民要融入城市生活的成本很高。我看一个方法就是土改，让农民可以卖地，而且这些地的用途可以扩大，使他们能卖个好价钱。这样让他们能一次性地获得一些资本，付一些钱到全社会的教育/医疗基金中，使城市的教育/医疗体系能有扩容的资本，也能让他们享受到城市的教育/医疗。也使他们能有资本在城市首付买房。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方法，不是让农民如何通过种地赚更多的钱，而是让农民成为城镇居民。

百年一遇的金融风险？

2008-09-17T21:38:00.002+08:00

据说，格林斯潘称目前的金融危机可能是百年一遇。老实说，我不明白他怎么还好意思到处乱发议论。当前美国暴发的金融危机，可以说老格就是最大的祸手之一。如果不是他一试图挽救每一次的危机，把利率保持得太低，坚持认为华尔街不需要监管、自己为有效地调节，那么今天可能就不会有“百年一遇的危机”了。可以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金融危机，就是让一个一心想做官的书呆子来管理国家金融的结果。而令人悲伤的是，我们全世界的人民都被他一起拖下水。
我对目前中国的金融的官员们，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他们都太过要扮格林斯潘。英文很好，各种国际金融术语/理论头头是道，和国际金融官员/银行家们交谈甚欢，大家纷纷称赞你“与国际接轨”。可是，这些家伙实际上要么是各怀鬼胎，要么是稀里糊涂。你和他们打成一片，要么是被他们当冤大头，要么就是和他们一起稀里糊涂。
就像现在的中投公司，被一帮华尔街的销售人员围着转，吹捧一下，就真的以为自己是投资管理大师，洋洋得意地去“抄底”了。殊不知华尔街的水这么深，哪容得你这个外来的人来玩？人家是在把你当冤大头，不斩你斩谁？就像当年冲进去的日本人，也是同样的命运。而有意思的是，楼继伟在最近接受《机构投资者》访问时还坚称：我们现在还没亏钱，因为我们还没卖出。让我想起套牢的大妈。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么是书呆子，只知道照搬书本。要么就是给格林斯潘们和华尔街的销售员洗了脑，对真实世界了解，精明的人太少了。就像最近搞出来的一个《反垄断法》，就让人不太容易理解。这一法规在国外，本身就很受争议。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哪有这么容易垄断？如果这么容易垄断，这么容易形成“护城河”，投资就不会那么困难了。搞不懂中国有这么多事情可做，偏要去搞《反垄断法》。
我原猜想是不是要像当年朱镕基借着入世贸来逼着市场开放一样，这次政府是不是要借《反垄断法》针对电信、金融、电力这些政府垄断的最后堡垒做些动作。现在看来不像，因为电信/金融这些行业不动，而吵得最热闹的居然是“果汁”。好不容易让外国人当一回冤大头的机会都不要。如果果汁市场真的能被垄断的话，何不让中投公司来投资呢？
尽管你可以说新加坡是洗钱中心，但你不能不说这是李光耀的聪明，利用了这样的机会，至少是创造了新加坡的繁荣。我对李光耀的能力，是绝对佩服的。就像基辛格一样，尽管从传统的个人道德标准来讲，没什么可称道的，但他们可以说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对真实世界有深入的了解，而且有超强的执行能力。我相信他们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肯定要超过那些一心想做好事，但对真实世界一点不了解的人。
这一轮的金融危机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不知道。但个人感觉还没结束。目前为止，垮台的还是一些比较脆弱的金融机构。AIG的危机，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可能要有一家像花旗这样的商业银行的垮台，才意味着这轮危机的最后结束。
不管危机什么时候结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去杠杆化，以及因此而导致的信用收缩，将持续很多年。这一轮危机的起因就是所谓的金融创新，绕开了传统的对信用的“保证金比率”的管理方法，导致信用的巨大帐外信用扩张。
几年前，曾有一个在芝加哥做外汇衍生合约交易的朋友对我说，对于这份合约，全美国只有5个交易员在相互交易，也只有这5个交易员搞得明白。而他们5个交易员帐面上都是赚钱的。而这些交易员所在公司帐面上的钱都多出来了。而从逻辑上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合约交易是一场零和游戏。而像雷曼公司，类似的交易合约，可能有几百万项。可想而知，信用的虚扩，是有多惊人。
而现在，无论是从商业上的需要，还是从美国政府监管的角度，必然会逼使金融机构去杠杆化。而且，美国政府经历了这次危机，再加上花了这么多钱，必然会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即使危机过后，金融机构想重新通过金融创新来提高杠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都会很难。
其结果是什么？我想很可能是我们大多数活着的人都没经历过的投资环境。不要再为15倍的PE感觉便宜了。未来的PE区间可能是以15为上限了。对目前来说，从股票到房产，所有资产的价格，可能都要下个台阶。
我感觉可能有所机会的，可能是商品。近期美元的强势，很大原因可能是美国金融机构抛售海外资产，美元回流填窟窿的结果。与美元强势相应的是商品价格的回落。虽然经济的减缓，会减少对商品的需求，但至少从中期来看，商品的供需关系，并没根本的改变。而美元的强势，肯定是无法维持的，尤其是从美国政府在为拯救金融系统又背了这么多债务之后。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不会是世界末日，危机加重一天，就是离转机近一天。如果说一个月前我脑子里10根神经里10根都是看空的话，那现在我至少要让其中的1~2根开始转多了。不是说现在可以买，但可以关注一下有些什么股票，在价格适合的时候，可以买了。
像招行/人寿这些，跌得多少，我都不会看，因为在我看，这些公司就是一个黑洞，我们这些外部人，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但像万科这样的公司，我觉得是可以评估的。因为它的披露还是比较详尽的。你可以根据它所拥有的地皮，根据你对个地区可能的房价做个估计。不一定正确，但至少是有所依据。

由三鹿奶粉想到的

2008-09-12T23:04:00.001+08:00

近日来三鹿奶粉事件炒得沸沸扬扬，因三鹿奶粉而致病的孩子确实很可怜。我完全赞成追究三鹿集团的责任。把承任推到奶农身上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供应链管理，本来就是企业管理的一部分。就要让它赔到痛、赔到跳，才能让其他企业害怕，才会有加强管理的动力。
可是，就在我们热切讨论三鹿事件以及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时，我们不应忘记，尽管这些事件本身确实很令人震惊，但对社会整体的健康状况，这些事件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目前为止因三鹿奶粉而就症的病孩有多少？几百人？可目前全中国有3.2亿烟民，被动吸烟的人数5.4亿，每年死于被动吸烟的人数超过10万，怎么没多少人去关注呢？所以我想，对政府来说，把同样多的资源，投入到禁烟上的话，对社会整体健康水平提高的作用，会超过去查“毒奶粉”等等。而对个人来讲，戒烟/增加运动/注意饮食，相对于一天到晚担心食品安全，提高寿命的效果要好得多。
政府的食品安全的监管确实需要，但总会有疏漏，不可能面面俱道的。有效的监管还是需要市场的力量，通过竞争和自我利益来减少安全的风险。营销学上讲，持续的高额广告，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绑架”的行为：我投了这么多钱做广告，所以我一定会把产品做好，否则我这些钱就白投了。所以消费者选择进口的品牌、历史久/规模大的品牌，并不全是盲目的品牌崇拜，而是理性的消费的选择。也许它们的东西和其他的品牌的东西并没区别，而价格却更高。也不是说这些品牌就不会有问题。只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选择这些品牌的安全性确实要高一些，因为一旦名誉受损，这些品牌的损失会更大，所以从自我利益的角度，他们会更当心。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消费风险更小一些。
三鹿奶粉事件同时也让我想到，那些明星做产品代言，也是有风险。当然钱是已经落袋，但声誉上，总是受点影响的。所以做食品/药品之类的东西，确实要当心。像李连杰、陈道明，代言一些服装什么的，尽管挺傻的，但至少不会出人命。